骑手交不交社保，有了“第三种可能”

文/赵云帆 责任编辑/陈斌

来源：环球老虎财经app

今年7月，国家多部委联合印发《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这部探索性的文件，被认为是政府与社会为完善共享经济灵活从业人员社会保障体系的开端。

与此同时，大众将视线聚焦到了饿了么，美团，拼多多新经济平台企业，探讨的焦点除了围绕新政是否要求平台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社保，还包括政策过激导致的平台生存空间变窄。

类比此前闹得沸沸扬扬的教育“双减”政策，《意见》中提到的“完善骑手社保缴纳，支持外卖人员参加社保”的措辞留有较大的解释空间——所谓“完善”要多全面，“支持”要多给力，《意见》中均未给出定性或定量的落实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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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Uber，Deliveroo等海外共享经济平台相继被曝劳工保障纠纷；平台在匹配灵活就业人员劳动权益的范围与尺度上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传统劳工与个体经营“两分”关系难免造成政策“一刀切”。如今，这种不确定性也正在困扰着中国共享经济企业。

不过，围绕灵活就业者缴纳社保意见的不确定并未持续太久——8月18日，人社部在例行记者发布会透露，正在制定相关保障办法，主要针对灵活人员意外伤害保障不对等和完善劳动者诉求的问题。

此外，人社部还对此前由八部门联合印发的56号文——《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进行解释，其进一步明确了除去“完全符合劳动关系”与“个体经营”之外的第三种劳动关系，“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提法得以首次出现。

这个被称为“劳动三分法”的创举，不仅共享经济从业者提供社保保障指明指明方向，更明确了共享经济参与“上社保”不会照搬完全符合劳动关系情况，也不会采取其它“一刀切”的方式的落地，即能针对性的为灵活就业者提供保障，又能保障新经济平台的生存空间。

某种程度上，虽然相关政策尚未完全落地，但软着陆的意味已经分外明显。

骑手社保需求差异大

给骑手“交社保”看似简单，换个角度观之，其复杂程度不亚于一项经济系统性工程。

“我在老家有挂靠工厂给交社保，和外卖平台签劳动合同比较麻烦”，一位美团外卖骑手在听到近期关于完善骑手社保指导意见时如是评价：“来城里主要是想给孩子多赚点，直到孩子大学毕业。”

“骑手的医保很难转成上海医保”，一位来自上海物流配送行业的人事表示。“年龄较大的骑手医保迁址会被限制，我们用的都是意外险。”

对于以流动人口为主的骑手大军而言，特大城市的异地社保迁入迁出流程繁琐。此外，骑手岗位流动性较大，统计显示平均骑手在岗时间约为3个月，频繁医保断缴可能导致医保账户封存，继而影响骑手的医疗保险账户余额报销。

无独有偶，部分外卖骑手选择职业的初衷是“赚外快”，社保缴纳则会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骑手的短期可支配收入。

配送物流行业的骑手以劳动关系区分，一般分为众包骑手，专送骑手和自营骑手三大类。撇除几乎不难界定完整劳动关系的自营骑手，以及更偏向个体经营的众包骑手，专送骑手在外卖配送行业人数占比最多，其劳动关系界定也最为复杂。

此前引发资本市场轩然大波的“送餐员意见”，大众争论便主要围绕专送骑手社保覆盖问题。然而纵观《意见》本身着墨点并非集中于骑手缴纳社保一件事上，包括还有制定合理的派单与计薪平台算法，以及加强劳动关系外部监督，防止劳动关系不明确造成的骑手权益受损等等。

事实上，即便是一些外卖平台自身因为一些劳务派遣终端人事制度不规范，也会导致部分地区用人口碑问题。但伴随着行业性文件的落地，平台能更好地约束劳务派遣企业，行业也能重归良性循环。

世界性难题

时至今日“共享经济”早已不是一个新词。相关统计显示，中国已经有约4000万人谋生于各式各样的共享经济模式，灵活就业则是共享经济从业者画像的极大似然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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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灵活”指代不定时，不定点，不定岗的“斜杠”状态；另一方面，“灵活”也代表着收入几乎按劳分配，多劳者多得。

在美国以及部分欧洲国家，违反劳动保障的高处罚率与工会体系的成熟令劳动者权益得到了领先于全球的保障。但即便如此，当共享经济的大门被扣响，灵活劳动者数量激增，国家仍需面对现有法系难以平衡平台责任与劳动者权益的难题。

2018年，有关Uber司机劳动关系界定的问题被美国各界提上台面；通常被认为是受雇于人的职业却因为Uber司机灵活就业的特征而被平台界定为个体经营者。

2018年底，纽约市通过一个规定：Uber打车公司将需要以雇员形式与Uber司机签订协议，并提供最少17美元的时薪。2019年，加州试图立法要求Uber平台为司机提供全职劳雇保障。但这一系列法令却遭到Uber的反对，公司CEO科斯罗萨西 表示相关法令若执行，Uber不得不在部分地区选择停业避免亏损。

去年9月，拉锯了两年立法最终以Uber在8月于加州部分地区停运的结果告终。作为背景，Uber成立至今已逾九年但财务依然续亏，灵工模式大约能帮这些互联网公司节省20%-30%的成本，一旦全职雇员的法令落地，Uber作为基础的商业模式得到颠覆，受损的仍然是本地的司机。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欧洲。2021年5月，西班牙出台“骑手法”，将骑手或网约配送员与配送平台之间的用工关系一律界定为雇佣关系，要求平台承担劳动法上的全部义务。两个月后，著名英国外卖配送平台Deliveroo顾虑新法带来的运营成本，决定退出西班牙市场，遍布全国的2500名骑手面临失业。新法本想帮助他们，却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而在英国本地，数项裁决已经基本确定了Deliveroo骑手“自由职业者”的特征。

今年6月，部分Deliveroo员工通过英国独立工会上诉法院，希望将Deliveroo骑手定义为“工人”而非自由职业者。由于此前英国法院有将Uber司机定义为“工人”的基础，资本市场曾一度担忧Deliveroo的命运殊途同归。

然而随后的裁定结果显示，英国法院将Deliveroo骑手定义为“自由职业者”，并在此后连续四次维持同类案件裁决。

而作为现代法系的发源地，英国法院的裁决对于世界范围的骑手劳雇关系界定方式，都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灵活就业人员保障的“第三种可能”

对于提倡“渐进式改革”的中国执政者而言，保障灵活从业者劳动权益，不论从劳动者人口基数还是人口结构上，都需要我们再三思考，审慎决定。

这便是“56号文”中“劳动三分”提法出现的大背景：即深刻结合中国国情，在平衡新经济发展需求与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过程中，探索一条崭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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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旗下经济参考报对“56号文”的评论指出，我国劳动法律框架正在向“劳动三分法”转型，形成“劳动关系-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民事关系”制度结构，以“多种形式的劳动关系”构建新业态灵活就业人员劳动权益保障制度。

在“两分法”注定难以弥合劳雇双方成见的背景下，“劳动三分法”为解决类似海外共享经济劳动关系对立局面提供了一个非常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资本市场中，资金方用过于敏锐的风险意识审视共享经济平台的政策风向。当骑手保障显而易见地成为了美团们的“灰犀牛”因素，新经济企业杀估值的势头便一蹴而就。

需要指出的是，在既往的社保制度框架下，已经有个别针对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情形而制定社保政策，比如“4050”制度就允许企业在与男性50岁以上，女性40岁以上或符合要求的灵活就业人员享受一定国家给与的社保补贴。在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三分”法则下，国家仍然持续在职工劳动保障需求以及企业用工需求中寻找平衡点。

然而事实是，社会与官方已经开始注重骑手保障，但更多的声音则阐明要理性看待骑手上社保的问题。新的劳动关系要着重解决的不是大而化一的社会保障，其更多是新劳务关系的确权，以及劳动者的身心健康方面的保障。